环球关注：文艺评论丨“看电视”何以构成一种生活方式？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在崛起的电视文化，就已经被看到拥有改变社会生活的品格和潜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认识也在电视文化日益深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到确认——似乎没有什么比我们共同看过的电视内容更能去界定一代人所共享的世界观，也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这样一种深入生活世界的媒介实践更能来诠释所谓“媒介化生存”究竟意味着什么。“看电视”何以构成中国人的重要生活方式？经由电视文化铺开的社会图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何天平博士的新书《中国电视文化史（1978-2018）》试图通过一段生动、有趣的历史讲述所阐释、回应的议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回溯该书所勾勒出的电视文化变迁，视听将人和图像拉入观看的选择和交互之中，在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让“看电视”这一社会行为构筑成国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生活方式。围绕着屏幕的轨迹，电视构筑了一整套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一方面，电视是一种私域文化，通常以家庭、社群场景为单位，观看群体可以围绕演播的内容进行沟通，成为维系情感的媒介方式；另一方面，电视具有公共性，是视觉文化走向主流化、为大众所共享的过程，人们主动地参与到电视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实践当中，行使着自身表达的权力。热门电视内容影响下的“万人空巷”，象征着电视行业逐渐走向“第一媒介”的中心地位。

可以说，电视事业迈向辉煌的原因，是观看者穿梭在大众媒体时代的媒介化历程，受媒介技术、消费、电视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张力影响，中国电视逐渐步入生活方式的主流化，受众充分享受了“阅听人”的权力；而历代的电视制作人通过创新发展，不断完善节目内容的结构性，成为电视媒体赋有情感、温度、深度的原因。

当然，这种状况对于今天而言或许也面对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互联网的云蒸霞蔚，让曾经映衬着缔造出无数辉煌成绩的传统电视行业不免落寞。分众、个性化的观看方式，破坏了电视内容制作的结构性，削弱了电视介入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力，为昔日的视听巨头带去一场不确定性的危机。作为大众媒体时代人们习以为常的视听方式，看电视迎来了自身数字化生存的难题：后电视时代在内容生产、传受关系、消费习惯等多维度形成颠覆性变革，为媒介组织及生态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面对这种状况，如何从“看电视”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找到（转型后的）视听业的“确定性”，这似乎又构成了这一段历史叙事所尝试触碰的更重要意义。如何看电视？谁在看电视？“看电视”在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如何传播观念并开展相应意义生产等诸多问题，都理应能从电视生活的“日常性”中找到答案的踪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电视业转型的变革期，该书没有盲目将重点放在电视实务及内部生产等诸多行业现象上，而是以演进史的社会学方法和中西方电视理论的比较思维，厘清不同时代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变迁，在兴衰更替中剖析日常视听意义中的公共性、观看身份，以新文化史的视角看待电视建构公共性的可能。该书通过鲜活的质性经验，试图选择“自下而上”的观察方式切入，在新兴社会文化情境与媒介技术场景里，为理解和诠释中国电视文化的底色找到一条有力路径。作者为解决“后电视”时代的不确定性提供了诸多确定性线索（重塑电视的日常实践、丰富类型化经验等），展示了解决电视行业危机，重塑电视行业认知观念共识的雄心。

在该书的观点里，中国电视文化的演进同中国人美好的视听体验有着深切联系，电视叙事的经验不应该被数字化浪潮以及“刷屏”观看弃如敝履。恰恰相反，那些电视内容制作结构、职业电视的生产等相关经验，依旧为新的“大视听”生态提供积极且宝贵的借鉴意义，成为我们反思未来视听传播及其日常媒介实践变革的全新起点。

作者：任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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